摘要:占星医学是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占星医学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英格兰社会的肌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占星术认为宏观的宇宙影响着地球上的一切。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占星家是西蒙·福尔曼和理查德·纳皮尔。占星医学神秘的仪式感、占星医学把疾病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占星家试图通过深奥的“科学”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谜题是占星医学流行的主要原因。占星医学填补了当时医疗市场的不足，并为时人提供了宗教之外纾解病痛和压力的渠道。当时也存在对占星医学质疑的声音，认为它是迷信的、骗人的把戏。
“占星术”(astr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在古希腊语中“占星术”στρολογα(astrology)与“天文学”στρονομα(astroomy)基本是同义，皆指关于天体的科学。受埃及人和迦勒底人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开始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进行计算和预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使用στρολογα。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占星术”(astrologia)一词是在公元前1世纪，用于表示天体科学。“天文学”(astroomia)一词首次出现在1世纪。7世纪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第一次尝试对这两个词进行语义区分，他将天文学界定为关注行星和恒星的位置和运动，并区分了“自然占星术”(astrologiaaturalis，天体现象研究)与“迷信占星术”(astrologiasuperstitiosa，基于天体现象观测的占卜和预测)。提到占星医学的重要性:“医生了解占星术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他可以计算星体和季节的变换……因为一个医生说过我们的身体是受星体特性影响的……。”在中古英语中(在中古法语中也一样)，两个词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语义重叠。随着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学和天文学的现代语义区别逐渐发展起来，并在17世纪后固定下来。
从中世纪到近代，英格兰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占星术，占星医学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当时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罗伯特·雷科德(RobertRecorde)认为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上天有所预兆;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这样的暗示也很多;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也认为他的忧郁气质源于土星。占星术的原则是认为宏观的宇宙影响着地球上的一切，大到国家命运，小至个人运势。占星术在医学上运用的理论是星体的影响与体液生理学相关，对大多数占星家来说，疾病源于体液失衡。当时的理论认为星体可以影响人体中的体液，特别是月亮，人的体液随着月亮的相位而波动。通过考察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最重要的占星家西蒙·福尔曼(SimoForma，1552－1611)以及理查德·纳皮尔(RichardNapier，1559－1634)的病案簿(casebook)，可以看出占星医学吸引了大量患者，即使诊断有多次失误，人们仍旧对其有信心。占星医学如何运作?为何人们相信占星医学?占星医学在16－17世纪对英格兰人的社会生活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福尔曼和纳皮尔的个案考察，介绍当时占星医学流行的情况，分析占星医学流行的原因，进而揭示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肌理。
国外关于占星术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就笔者的了解，没有关于占星医学的专门著作，通常是在讨论占星术的时候对占星医学有所涉及。目前国内没有相关研究成果，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一、占星医学的基本原则
公元2世纪希腊占星家克劳迪乌斯·托勒密概述占星术的原则是研究恒星和行星对自然界的影响，对国家的命运及男女生活的影响。基斯·托马斯(KeithThomas)教授认为:“除了细节有所改进，16－17世纪英格兰人所知的占星术与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占星四书》(Tetrabilos)中所阐述的占星术是相同的。”在中世纪，占星术通常是大学医学课程的一部分，但随着新教改革的进行，神学家越来越多地批评占星术是宿命论的。
占星术的基本原则并不难理解。由于天文观测技术不足，早期的占星家对太阳系的无限性以及已知恒星彼此之间的遥远距离没有概念。因此，它们被假定为一个系统，在其中，恒星或行星———太阳、月亮、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和水星———相对于地球(或彼此)位置变动，固定的背景是黄道十二宫。通过绘制占星图，占星家可以分析恒星或行星的位置并评估其影响。同理，他们可以在占星知识的基础上，为未来某个时间点构建一个占星图，从而预测星体在那个时间所产生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每天发生的事件都是由于星体的运动引起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必然的，这意味着，如果可以了解天上星体的运动，就可以预知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天体运动的四要素———土、气、火和水———无休止地变换，所以各个星体对人体的冷、热、干、湿的影响不一样。如月亮主要影响人体内湿气的含量，而大脑作为身体最潮湿的部分被认为特别受其影响。因此，“疯子”(luatic)或“恍惚”(moostruck)这两个词都与月亮有关(lua指月亮或月神)。
16－17世纪占星术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一般性的预测，基于星体未来的运动，每年计算一次，关注下一年是否会发生日蚀、月蚀或主要行星重合的现象，据此来预测天气、瘟疫、战争或饥荒等问题，这是预测国家命运。第二种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的天宫图(ativity)。要么是在婴儿父母的要求下在婴儿出生时现场制作的，要么是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中被称为“意外(偶然)”的重大事件来追溯(逆向)计算的。第三种被称为“吉时”或“良辰”的推算，据此可以决定做某事(旅行、结婚、放血、制作护身符)的最佳时间。最后一种是“卜卦”(horary)，基于一个问题提出的时刻进行判断，这是占星术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也是阿拉伯人在托勒密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占星医学的基本原则源于占星术，占星医学把治疗的每个阶段与星体的运动联系起来。一次典型的“问诊”是这样的:占星家在患者提出问题时画一个占星图并进行计算。图形是一个分为12个部分的正方形，每个部分代表天体的一部分，称为“宫”(house)，每一宫对应一个星座，不同星座对应身体不同部分，如白羊座影响头部，双鱼座影响脚趾。左边中间为第一宫，余下11宫逆时针排列(见图1)。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太阳和月亮也画出来。每个宫代表一组类别:第一宫代表患者，是生命之宫，由患者的生辰所决定;第二宫代表患者和医生(占星家)之间的关系:患者能否被治愈，医生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报酬;第三宫代表第三方，特别是如果患者请仆人或朋友代为问诊;第四宫代表药物和治疗的结果，同时预示了病痛程度、病痛何时会停止、何时是用药的最佳时机等等;第五宫代表了四种功效(virtue)(吸收的、消化的、保持的、排他的)，可以查看哪一项受到影响;第六宫代表了疾病，揭示了患者的病痛源于身体还是源于心理、能否被治愈、是否会恶化或致命等问题;第七宫代表患者;第八宫与第一宫相似，是生与死之宫;第九宫是医生之宫，隐含了占星家能否治愈病人;第十宫是上帝之宫，显示疾病是否是超自然原因造成的，上帝是否会赐福于他;第十一宫(与第四宫类似)代表医学的本质(atureofmedicie)，如何开始和结束治疗;第十二宫代表疾病是否有自然或不自然的原因，疾病是否由巫术、魔法、预言或恶魔引起。显然这些类别之间存在重叠。占星医学解释的规则与行星位置相关，诊断范围从一般(“恐惧死亡”)到特殊(“吃了过多的蚌和牡蛎”或“患恐惧病的女人”)。在医学上来说，第一、第六和第八宫(分别代表患者、疾病和死亡)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些宫有一个邪恶的星体出现(如土星和火星)就是灾象。
在问诊中，占星家主要关注黄道十二星座及太阳、月亮及几大行星的位置。行星处于不同的星座代表了不同的元素和意象。月亮的位置尤其重要，因为月亮影响潮汐和月经。月亮引起涨潮———特别是在盈月的时候，并且对血液的影响更大:月亮在第一和第三月相的时候身体的体液向外部涌动，这是一个放血的有利时机。相反，在第二和第四月相期间体液向身体内部涌动，这是放血的危险时刻。当月亮处于黄道十二宫的特定位置时，不要切开身体的任何部位，因为受月亮的影响，血会大量流出，医生没有办法止血，患者就会死亡。血液又是四种体液中最重要的体液，会影响其他三种体液，因此月亮是影响疾病的主要原因。土星、火星是邪恶的星体，它们与月亮的相对位置很重要，如果盈月(引起体液失衡)与火星和土星落在白羊座，那么患者会在7天内死亡。木星、金星是吉祥的天体。水星代表一个人的思考力、判断力。这些行星不仅本身位置重要，而且与其他行星的相对位置也很重要，特别重要的是一个行星与另一个行星的角度以及它与黄道标志的关系。它们的变化速度与星星在天空中运动的速度一样快，每小时15度。占星家通过解读行星落在12宫中的位置，来对患者的疾病做出解释。
根据占星图做出解读之后，占星家就会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给出相应的建议及治疗方案———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占星家也会询问患者的不适或症状，然后给出最佳治疗时机和具体的治疗手段。在现存的手稿中，常见的治疗方案有放血、催吐、通便、饮用某种药剂等等，偶尔占星家也会给患者神秘的护身符。给出治疗方案后，占星家将收取一定的费用，一次问诊即告结束。
二、占星医学的流行———以福尔曼与纳皮尔为案例的考察
人们通常认为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医学中相应的是更加批判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态度和标准———会导致占星医学的边缘化，但情况正好相反。占星医学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随着历书的普及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17世纪的英格兰人尼古拉斯·卡尔佩伯说:“如果把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的缩影，因此除了对疯子和傻瓜之外的任何人来说，星体影响人的身体的说法并不奇怪，人是宇宙的缩影，他身上一定存在一个天体世界……每一个低等级的世界都由一个高等的世界统治，并受其影响。”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从君主、贵族、乡绅、学者、教士到律师、外科医生、药剂师。
都铎王朝时期占星家已经活跃在宫廷。意大利人约翰·宝瑞欧斯(JohBaptistaBoerios)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医生，据称他拥有卓越的占星术知识。从16世纪早期开始，在王宫，占星术与医学的联系是“制度性的”。伊丽莎白女王雇用约翰·迪伊(JohDee)为她的私人顾问。她非常好奇炼金术士科尼利厄斯·德·阿乃托(CoreliusdeAleto)和其他人的工作，他们声称了解“变形的艺术”。对像沃尔特·雷利爵士(SirWalterRalegh)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占星医学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医学知识体系，挑战了盖伦派医学(学院派或正统派医学)，并在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哲学里达到全盛。
普通民众对占星医学的广泛兴趣也可以从大众文学中印证，从马洛(Marlowe)的《浮士德医生》(1588年)、格林(Greee)的《修士培根和邦吉》(1589年)，以及黎里的《加拉赫》(Gallathea，1592年)到琼森(Joso)的《占星家》(1610年)，都涉及占星术在医学上的运用。此外，也有关于占星术的专门著作出版———虽然英语出版物在传播占星术方面不及从大陆引进的出版物、手稿多。至少直到17世纪后期，英格兰社会仍然非常严肃地看待占星家。他们的历书和预言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而他们的咨询室很少空无一人，主要是就疾病进行咨询。一些同时代人将占星家的成功归功于“许多无知的乡下人的愚蠢”。
我们无法得知16－17世纪英格兰占星家具体的人数，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占星家是西蒙·福尔曼和理查德·纳皮尔。福尔曼生于威尔特郡，早年是一名落魄的学者，中年时期在一所学校任教，期间学习了占星术、并学习了一些医术。1590年他搬到伦敦，开始了占星生涯。纳皮尔1559年5月4日出生于埃克塞特郡，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1584年获得学士学位，1586年获得硕士学位。他于1580年当选为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的会员(Fellow)，担任该职直到1590年。其后离开牛津，在白金汉郡北部的大林福德当牧师，直至1634年去世。他从福尔曼那里学习了占星术，并从他那里得到一本关于占星医学的教科书，在书中福尔曼写了数百页回答患者提问的规则。两人的关系良好，虽然福尔曼对待纳皮尔的态度偶尔有点粗暴。1606－1609年，福尔曼撰写了《占星医学诊断与其他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占星医学的原理。纳皮尔撰写了《为占星学辩护》，回应了内科医生学会和外界对占星医学的质疑，论述了占星医学的合理性。
福尔曼1596年到1603年的病案簿存留下来，在此期间他记录下10000个病例，主要是他自己记录的，也有其助手记录的。在1596年3月和1598年2月之间福尔曼记录了2760次咨询，按比例计算，92%涉及问诊，其中60%是女性患者。加上纳皮尔所做的咨询，两人每年进行的咨询有1000～2500次之多，福尔曼和纳皮尔保存了大量的记录，这对解读占星医学的方法和案例提供了最丰富、最完全的资料。他们的病案簿详细记录了每次咨询(这与他们每次诊病都需要绘制占星图有关)。这些咨询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来自王宫的女士、乡绅及他们的妻子、富裕的伦敦商人、牧师，但大多数患者都是出身低微的人:船员、女仆似乎人数最多。
福尔曼和纳皮尔以占星术为主要依据进行诊断，他们认为人类的疾病原因都隐藏在星象中。因此占星术是治愈疾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福尔曼认为，没有参考占星术就不能进行正确的诊断。他指控内科医生:“你们使自己的艺术和职业蒙羞，你们使人们的身体成为药剂师的店铺，然后让他们浪费钱财来为你的愚蠢行为买单，还因为你的愚蠢学说丧命。”他认为，除非你知道这种疾病的原因，并去除这种病因，否则没有任何效果，知道这种疾病并不重要，找出这种疾病的原因才更重要。在《占星医学诊断与其他问题》一书中，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把我的拇指和手臂用绳子紧紧绑起来，因此我的手臂不再活跃(血液循环不畅)，然后我戴上一个手套，遮住绳子以及我的手臂，绳子是造成我手臂肿胀的原因，然后我去看内科医生，他给我开了一堆药，因为他没有看到绑在我手臂上的绳子。但当他看到绳子的时候，他把绳子解掉，因此我的手臂就恢复正常了。”
然而，在内科医生学会的会员(Fellow，具有投票权的会员资格)看来，福尔曼是一个骗子，他因非法在伦敦城内行医(当时内科医生学会规定，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不得在伦敦城7公里范围内行医)被内科医生学会传讯。1594年3月8日，内科医生学会的审查官第一次讯问了福尔曼。他们遵循正规的程序评估福尔曼的医学经验、方法和学问，让他定义“炎症”和“国王的疾病”(指痛风)，他的回答引发嘲笑。他被禁止行医，并且由于他非法行医被罚款5镑，要求在16天内付清。他承诺会按时付罚款。1594年3月30日，福尔曼按时交纳了罚金。1595年11月7日，内科医生学会的审查员第二次讯问福尔曼，他们再次发现他的医学知识有限。这次内科医生学会将罚款加倍并把福尔曼监禁。1596年9月3日审查员又一次讯问了福尔曼，并把他描述为“大胆的厚颜无耻者”，他再次被监禁。1603年福尔曼从剑桥大学获得行医执照，但内科医生学会还是没有放过他。1607年，一位审查官威廉·帕迪(WilliamPaddy)爵士在一篇关于医疗实践的文章中讽刺福尔曼，嘲笑他的无知和抱负:“福尔曼在医学艺术中学疏才浅，虽然你知道天体的运行，根据一个破旧的年鉴算命，虽然你获得了行医执照，虽然你可以带上天鹅绒的帽子，但你还是不入流的医者。”此后在1607年7月7日和1610年6月24日，福尔曼的名字又出现在内科医生学会的日志中，但没有详细的记录，只是提到内科医生学会的会员讯问他关于非法行医的问题。
对福尔曼来说，在每次咨询开始时，他都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患者的名字。如果来者是代表他人进行咨询，则问清患者的性别，这样可以很容易找到以前的记录。第二个问题是患者的年龄，这是因为有些疾病跟年龄相关。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患者本人没来，那么要询问来者是否经过患者同意。基本的原则是在得到重要信息之后，福尔曼画一个占星图，进行一些计算，然后做出诊断，这并不意味他们忽略患者对病情的陈述———虽然纳皮尔认为根据尿液诊断疾病比他的占星诊断出错的几率会高10倍。
一个典型患者是28岁的玛格丽特·阿尔塔姆(MargaretAltam)，也许是因为她是奥利弗·斯金纳———一位高级市政官(alderma)———的女儿，因此福尔曼留下了她详细的记录。她是福尔曼的12个主要患者之一，从1596年9月到1597年4月之间曾经7次前来咨询。第一条记录写道:“她忧郁，血流不畅”，然后列出她的症状:(当她吃东西时)她胃痛，她口渴、喝很多水;头痛、胃痛、(肾)痛和(子宫)痛。最终，福尔曼从占星表中得出结论，原因是她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差不多一个月后，10月，她再次咨询了福尔曼。这一次，他从她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信息，“自从她3年前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以后，她一直身体不好”。这次问诊以四个短语结束———这些短语似乎是这位女性陈述病情的记录，但也可能是福尔曼对星象的解读———“她目前没有月经”“她长期生病”“她会花很多钱才能治好病”“她时好时坏”。其后，玛格丽特又3次咨询了福尔曼，第2次问诊时福尔曼判断她可能会死去，修正了他之前的判断，9个月之后她果真去世了。这次诊断验证了福尔曼的判断。
对占星医学来说把握诊断和用药时刻特别关键。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福尔曼不会对患者进行治疗。因为他用占星术来计算一系列医疗干预的最佳时间，包括放血、服药、手术和洗澡。如果他认为时间不适宜，他会告诉病人要等一个季节或一年。同样，分辨疾病的原因也非常重要。他要分辨一种疾病是超自然的(上帝降下的疾病)、非自然的(巫术或魔鬼引起的)还是自然的，这是他做出诊断的基础。因为如果疾病是超自然原因引起的，除了祷告没有其他办法。例如，在1597年12月他记录了以下内容:疾病源自上帝，春天还会再犯，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他在星象中读到的东西，他的案例簿继续写道，“这种疾病每年都会犯”“这种疾病反反复复，还会继续，无法医治，但是可以找到缓解和暂时的治疗方法，但并非永久”。同样，虽然福尔曼区分了上帝和魔鬼导致的疾病的区别———特别是如果患者有自杀的倾向，那一定是受到魔鬼的引诱，但在实践中发现疾病的原因可能很困难。如果一种被认为是自然导致的疾病对适当的治疗没有反应，那么原因可能被误判，例如福尔曼最初诊断尼古拉斯·查普曼(NicholasChapma)是自然原因致病，但后来确定他其实是受巫术折磨。
最后，占星家的药物对于治愈也非常关键。福尔曼自己制药，在葡萄酒和啤酒中加入草药，并通过炼金术蒸馏以便发挥草药和矿物质的能量。1587年5月他开始制作蒸馏水。1589年6月，他在硝酸中注入锑(制成催吐剂)，用于患者玛格丽特·里奇(MargretRich)身上，但没有成功。1592年夏天，福尔曼染上疫病，他说他喝自己蒸馏的“硝酸水”，痊愈了。1593年他在日记中记载:“我蒸馏药水，挣了很多钱”。1594年，他写道:“我的脚有痛风，左脚大脚趾之下疼痛，我用自己药水的残渣在神的帮助下治愈了痛风。”他还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法来提炼汞，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用于炼金术还是医药用途。
纳皮尔询问患者的问题与诊断方法与福尔曼一致，也是通过绘制占星图、查看星象进行诊断。纳皮尔通过自己的弟弟罗伯特(立凡特公司的富商)进入白金汉伯爵的圈子，甚至还被介绍给国王和查尔斯王子。在纳皮尔的病案簿中最臭名昭著的人(也是记录最完整的)可能是那些与白金汉公爵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公爵的弟弟———被称为通奸者和“疯子”的伯贝克子爵约翰·维利尔斯(JohVilliers)。纳皮尔的患者约有25%是贵族、骑士、小乡绅和他们的家人、专门职业者(主要是教士阶层)、牛津的教师，偶尔有学生，他主要的患者还是自耕农、约曼农、农夫、手工业者、劳工以及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1620年4月12日纳皮尔的诊断留下完整记录:上午9点30分他见了第一位患者———来自附近村庄斯坦威克(Stawick)的51岁的伊丽莎白·古德菲楼(ElizabethGoodfellow)。查看占星图后，纳皮尔记下了她的症状:自圣诞节后，她后背和肩膀痛，后来蔓延到腿部和全身，关节不灵活，手指麻木。这是一个典型的病例，纳皮尔给她开了通便剂，让她放血，并给了她一些药膏帮助她睡眠。虽然他查看占星图，但在这次诊断中并没有太多提及星体的影响。此后在10点30分，12点30分和下午1点他又诊断了有精神问题的丹尼尔·奥格尔格(DaielGeorg)、马修小姐和她丈夫。丹尼尔“闷闷不乐，心不在焉”，他由于太专注学习有点疯疯癫癫;马修小姐是因为她丈夫没缘由地对她不好而心绪受“折磨”;她丈夫则没有很明显的原因(而心绪不宁)。2点30分他又给威廉·威廷(WilliamWhytig)———一位22岁受到爱情折磨的年轻人做了诊断。在这些诊断中他分析了土星的运动，因为这个星体是引起精神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
纳皮尔治疗的疾病从妇科病到丘疹无所不包，但他最擅长的是精神类的疾病，如歇斯底里、忧郁、疯癫。因此有时怀疑自己被魔鬼附体的人也会求助纳皮尔，如纳皮尔记载的一个病例是艾格尼丝·巴崔思(AgysButresse)，她思维混乱有自杀倾向，与一个她认为对她施魔法的人争吵。巴崔思认为她以前戴的护身符被邪恶的精灵抢走了，她确信如果有一个新的护身符会对她有帮助。纳皮尔查看了星象，的确有巫术的迹象，因此他给了她一个护身符，上面写着“以上帝神圣的名赐予她悬挂在其脖子上的物件”。
从两位占星家的医案簿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前来问诊的患者既有贵族，也有普通农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占星医学几乎渗透到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英格兰社会上层延伸到底层，他们显然相信占星术，占星医学是他们使用的医疗手段之一。
三、占星医学流行的原因分析
那么为何占星医学可以吸引大量的患者?
基思·托马斯教授解释了为何人们相信占星术，他认为人们咨询占星家的动机是他们需要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信息和建议。托马斯总结说，占星术的功能是心理上的，帮助人们减轻焦虑。占星术的解释可以让人们逃避责任，解脱了受难者和社会的负罪感。占星术可以帮助人们放松神学家要求的道德责任，因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会把个人的虚弱和不幸归结于星体的邪恶影响。罗纳德·索耶博士揭示了占星医学具有的工具性和临床的价值、象征性和解释性的效力，以及治疗的丰富性和社会的灵敏性(socialsesitivity)。他认为占星医学帮助医生进行系统的问诊，通过提供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性的、治疗性的以及社会维度的诊断———这些都是成功治愈所必需的———将疾病探讨置于不同的背景中，以期解释疾病的原因。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首先，从古代开始，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欧洲大陆，占星医学都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诊断治疗方法。占星医学中使用的语言、文字或物品(护身符)突显了占星术的仪式感，特别是占星家使用的占星表。患者自己无法理解占星术符号的表达。只有训练有素的占星家才具备操纵这一奥秘的必要技能;只有他才能真实地将天体坐标画在一张白纸上，并将空间数据转换成一套神秘的符号;只有他能够了解宇宙的力量。在图表上，占星家对空间进行图表式的解读，同时了解地球周围天体有规律的和无休止的运动。他们写写画画，进行计算，占星图表的每个空间都被难以理解的符号和计算的涂鸦所填满。然后他用深奥的术语讲解，充满了神秘感和权威性，用马克·布洛赫的话说就是“他们对日常生活蓄意神秘化”。几乎在每种文化中都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祭司、巫师或医生提供治疗，这些治疗已经被仪式化、神秘化、艺术化。16－17世纪英格兰的占星医学就属于这种治疗范畴，占星家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精心利用宇宙论的元素，使他们所提供的治疗对大多数人都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占星家的一两个回答又恰好吻合了患者的情况，就会进一步加强占星家的权威，人们会认为占星家通晓天象，能探寻天意。这就解释了福尔曼和纳皮尔吸引大量患者的原因，虽然内科医生学会认为福尔曼是江湖术士，多次对他进行询问、罚款甚至监禁，但还是有许多人来问诊。
其次，占星家在解释疾病时，把疾病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不仅仅限于疾病本身，也不仅仅限于患者本人，而是将疾病置于广阔宇宙的背景之下。“星体被认为是上帝的创作，因此是神圣指引的来源，因此占星术与宗教重叠”，占星术融入世俗和神圣的图像，阐明了不同层次的存在之间的系统联系。在其医学应用中，它特别将人体与宇宙中的强大力量联系起来，并创造了占星医学独特的含义，即如何认知疾病，如何解释。占星术对疾病的概念和治疗措施的塑造意义重大，把宏观(星体)与微观(身体)联系在一起。占星家把患者的疾病体验与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关联(有时还与社会背景关联)，即占星家努力把星体与地球上的生命连接在一个链条上，个体的健康、疾病受到星体的影响。因此占星术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代码，将个人与星体和宇宙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减轻患者的忧虑———即他个人的不幸是大的背景造成的，如流年不利。这有助于解释它受欢迎的程度。
最后，占星术解释的主要魅力在于知识方面，它提供了一个有条理的和广博的思想体系。占星术把许多不同的知识技能联系在一起，对之做出贡献的包括语言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以及自然哲学家，它也使得这些学者和技师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占星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将人类事务的令人费解的多样性降低到某种可理解的顺序”。占星家试图通过深奥的“科学”来解决这个世界的谜题，这给了患者极大的信心。特别是在17世纪，虽然宗教改革到了尾声，但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仍旧是虔信的，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受冥冥之中的上帝及上帝创造的星体的影响，基于天文知识基础上的占星医学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人与宇宙之间总体的与和谐的关系，也许这一点更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结语
占星医学是16－17世纪英格兰人经常使用的医疗手段之一，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中正规医生短缺、诊费昂贵，非一般人可以接触得到或负担得起。如成立于1518年的伦敦内科医生学会，其会员最初只有6人，1524年增加到12人，到1537年也只有18人。伊丽莎白时期增至20人，到1590年增加到30人。直到19世纪之前，学会会员一直没有超过60人，持有内科医生学会颁发行医执照的人也没有超过100人。即使那些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正规医生，他们的医疗方法和治愈能力都有限。17世纪激进的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JohTolad)谈到内科医生时曾说:“我不会把我(的生命)放在这些人手上，他们毫无技术，经常谋杀。”这就为占星家留下发展空间。占星家显然补充了医疗市场，满足了那些看不起内科医生的患者的需求。此外，占星家在诊断治疗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排除临床观察，他们也重视询问患者的病情、病史，因此他们的治愈能力按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是可以被接受的。加之，他们收费低廉，这是他们吸引大批患者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可以接诊大量患者，有时一小时看4～5个患者，而治疗的经验对于医术的提高无疑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占星医学的流行为我们剖析16－17世纪的英格兰社会的肌理提供了切口。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占星医学在宗教之外为人们的压力、紧张、痛苦提供了疏解的途径。上帝太严苛，上帝既是奖赏者也是惩罚者，当痛苦和快乐都是由同一个神祇降下时，普罗大众无所适从，特别是广泛流行的神圣天意也不足以解释时，人们就会求助占星术。这是前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占星医学负责解释疾病的原因，并且把病因归结为天体的影响，而不是个体的罪过，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占星家的作用更像是“调解人”(解释者)，而不是治疗者，他赋予疾病以“含义”。当然占星医学并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并且今天看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迷信，但其仍有大量的受众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中魔法与科学交织，占星术与天文学交织在一起;炼金术与化学交织在一起;巫医、占星医学与正规医学仍旧交织在一起。这是前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二。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社会不是没有反对占星术的声音。弗兰西斯·培根在1605年发表的《学术的进步》一书中说:“占星术充满不可靠的、能被证实的迷信。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净化占星术，而不是完全摒弃。”弥尔顿批评占星家自称在哲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和占星学方面的绝对和精湛的知识，而占星家其实只是一个江湖郎中，他迷惑他的患者，他说:“人们如此无知地顽固”，以至于他们不会听到任何反对他的言论。乔纳森·斯威夫特也认为:“占星家的观察和预测千篇一律地适用于世界上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随着哥白尼的学说逐渐被接受，占星医学逐渐被抛弃。到19世纪及以后，虽然占星术有过几次复活，但它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一去不复返，占星医学也随着科学医学的发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赵秀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